JCE-(不)遵守宪法的经济影响

本研究利用全球150余国1960–2019年的跨国数据，首次系统探讨政府实际遵守宪法对经济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不遵守会显著降低人均GDP，尤其财产权与法治领域最关键；投资与外资流动是主要机制。宪法的执行比文本本身更重要。

标题: Economic effects of (non-)compliance with constitutions

期刊: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作者:

• Anna Lewczuk：Assistant Professor at University of Warsaw.
• Katarzyna Metelska-Szaniawska：波兰华沙大学经济科学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Faculty of Economic Sciences, University of Warsaw.

上线时间： 31 December 2024

引言

宪法遵从问题的兴起

在过去几十年里，宪法经济学（constitutional economics）已经取得长足进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宪法框架在国家治理与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例如，不同类型的宪法设计（总统制还是议会制、选举制度如何安排等）与经济增长、政策制定、公共支出等方面高度关联。然而，随着全球范围内一些国家出现明显的“违宪”行为或未能贯彻宪法规定的现象，“宪法文本（de jure）与实际执行（de facto）之间的差距”变得日益凸显。也就是说，某些国家的政府或最高决策者虽然在宪法中承诺了各类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但在实际治理中却并未遵守。

这种“不遵守宪法”的现象在近年尤其受到关注。有人将这些现象概括为“sham constitutions”（在纸面上写着各种条款，却形同虚设），也有研究者将其定义为“constitutional underperformance”（实际宪法保障低于宪法文本所承诺的水平）。Voigt（2021）则提供了更系统化的概念：de jure-de facto gap，即政府行为与宪法条款之间的偏离度。当这样的偏离在多国出现，且屡屡涉及对财产权、法治、司法独立、人权等核心内容的“公然”或“隐性”违背时，学界开始重新审视宪法执行的真实程度。

Gaps and aims

之前的文献大多聚焦于：哪些因素导致政府会选择违反宪法？例如：

• 宪法文本内部是否设置了足够严厉或有效的制裁机制？
• 国家政治文化、社会冲突、经济发展水平等环境因素会不会影响政府遵从度？
• 公众、法院或国际组织等外部“监督者”是否能够约束政府违规行为？

相比之下，较少研究直接探讨“违宪行为对经济本身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宪法经济学提出，宪法能发挥可信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和降低不确定性的功能，一旦政府违背宪法就会破坏社会对国家制度的信任，增加政治和政策风险，进而潜在地损害投资环境与长期增长。

然而，这些机制在以往缺乏系统量化分析与跨国证据。过去之所以研究不足，一是缺乏测量政府实际遵从度的数据，二是因果识别具有难度：政府为什么要违宪？违宪与经济表现究竟是因果，还是相互影响？

针对此研究空白，本文明确提出：

• “政府对宪法文本的遵守程度”是否与“一国的人均GDP”存在系统关联？
• 如果确实存在关系，哪些宪法领域（如财产权/法治、政治权利、民事自由或基本人权）最显著影响经济发展？
• 不同国家类型（按民主/威权、或收入水平高/中/低来区分）下，遵从度的经济效应是否会有所差异？

作者主张：当政府频繁违反宪法时，宪法难以发挥长期承诺和制度协调的功能，从而会带来负面经济后果。具体而言，作者假设：

更高的宪法遵从度（即更小的de jure-de facto gap）与更高的人均GDP显著正相关。

⬆️图中两条线为宪法遵从水平与人均GDP的走势，两者大致呈正相关。

可行性

本研究能够落地，主要得益于新近推出的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Compliance Database (CCCD)。该数据库：

• 为全球 1900 年以来的大多数国家提供了年份层面的“宪法文本与实际执行匹配度”信息；
• 将宪法条款（如财产权、选举权、免于酷刑等）与各国的真实执行情况结合，可以量化地看出政府“是否真正落实了宪法规定”。

基于这套数据，作者可以在涵盖超过 150 个国家、1960–2019 年的跨国大样本中，运用动态面板回归（含固定效应与 GMM 工具等方法），测试“宪法遵守”对经济表现（人均GDP）的影响。

文献背景

宪法经济学的研究脉络

自 Persson and Tabellini（2000, 2003）开创性地探讨具体宪法规则（如选举制度、三权分立）的经济影响以来，学术界在多个层面系统性地研究了宪法如何塑造政府决策，并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公共支出、宏观经济稳定等关键经济变量。

• 这种研究的思想渊源可追溯至 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 所倡导的宪法经济学，他与 Tullock（1962）提出了“公共选择与宪法”理论，将宪法视为约束政府权力、约束“掠夺性政治家”或“短视政治家”的关键制度手段。
• 进而，诸多研究也验证了宪法在预防时间不一致性（time inconsistency）问题上的作用；例如，倘若宪法能保证政府履行其“先前承诺”，就能给市场主体提供更加稳定的预期，增强对经济政策的一致信心。

在这一脉络下，学者们对不同的宪法条款或宪法设计（例如总统制 vs. 议会制、比例代表制 vs. 多数决选制等）如何影响经济政策与社会福利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但这些文献往往只关注“宪法文本”（de jure），即条文在纸面上怎么写，却较少考察其实际执行程度（de facto）。

从“宪法文本”到“宪法遵从”

实证研究表明，“宪法文本”与“实际宪法执行”并不总是保持一致。此前，对法院独立、中央银行独立等领域的研究已经揭示了“写在法律或宪法中的独立性”与“实践中能否真正独立”常常是两码事。很多时候，政府或政治家会在实际操作中逃避、削弱或公开违背法律与宪法规定。

与此相呼应，近年来出现了一批文献将关注点放在“政府尊重（或不尊重）宪法的程度”及其后果上，例如

• Law and Versteeg（2013）：首次提出“sham constitutions”和“宪法低履行（constitutional underperformance）”的概念，并尝试量化“宪法所写的自由权利”与“该国实际尊重这些权利”的差距。
• Chilton and Versteeg（2020）：对比“个人权利”与“组织权利”的宪法规定，认为后者更容易受到“利益集团或社会组织的自我保护”而被更好执行，从而“de jure-de facto gap”更小。
• Voigt（2021）：提出了系统性研究“宪法（不）遵从”的思路，将宪法遵从度定义为“宪法条文与各国政府在实践中行为的契合程度”。并进一步探讨了影响宪法遵从的制度设计、环境因素、外部监督等方面。

简言之，宪法经济学的研究近年开始转向“政府是否真正遵守宪法”这一关键问题，也就是本文所说的“(non-)compliance”，并尝试将其与经济后果联系起来。

现有关于“为何政府会违宪”的研究可以分为三类视角：

• 设计因素（Design factors）：比如宪法文本中是否嵌入可操作且可执行的制裁、弹劾机制、法院强制执行机制等。如果违宪代价较高，则政府违宪的概率可能更低。
• 环境因素（Environmental factors）：国家历史、文化、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冲突、社会认同等。某些文化传统或政治背景可能更容忍领导者的“绕过宪法”，或监督能力不足时更容易发生违宪。
• 其他行为主体（Non-state actors）：比如民众、民间团体、媒体、国际组织，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对违宪行为进行公开曝光并施压，也会影响遵从度。

这些文献虽然非常重要，但大多仅仅是解释“为什么发生不遵守”，而不是去研究“不遵守本身带来的经济影响”。

现有关于“宪法遵从之经济后果”的初步探讨

目前研究“宪法（不）遵从”经济后果的文献仍然有限：

• Voigt（2021） 首先从经济学理论层面提出了宪法不遵从如何可能削弱政府的可信度，损害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协调，增大交易成本，进而降低经济绩效。
• Metelska-Szaniawska（2021） 以后社会主义转型国家为样本，利用了一个相对简单的“权利差距”指标（主要聚焦七项公民与政治权利），发现该差距越大，经济转型越不顺利，且民主化、社会冲突等都会影响这一差距。但该研究只局限于转型国家，时间段也只到 2012 年左右，且测度指标较为有限。

与此同时，大量文献从更宏观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探讨“制度质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例如 North（1990）、Acemoglu 等（2001）、Rodrik 等（2004） 都一致认为，稳定、透明和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有利于投资与长期增长。但这些研究并没有细分到“宪法上的遵从/不遵从”这种更细颗粒度的问题上。

本文的贡献

通过前述文献回顾可以看到，“宪法遵从”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在理论上似乎具有关键意义，但仍缺乏大范围、长期跨国的定量证据。加之以往研究在测量“宪法遵从”时面临数据缺乏或测度片面的问题，导致对其经济后果的讨论一直较为初步或局限于小样本。本文的贡献在于：

• 运用 Gutmann et al.（2024a） 提供的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Compliance Database (CCCD)，覆盖了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长达一个世纪的遵从度量数据；
• 结合 North、Buchanan 等对宪法作为“可信承诺”机制的理论，提出了系统假设；
• 采纳 Acemoglu et al.（2019） 对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动态面板研究方法，从而在大样本上检验“宪法不遵从是否会带来 GDP 的显著下降”。

最终，作者将这项研究定位在宪法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交叉的领域：既弥补了对“宪法遵从”的测度缺失，又连接了制度质量（尤其是财产权、法治等核心制度）与经济绩效的实证研究，为理解宪法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真实作用提供新视角。

研究假说

主要研究假说

作者首先提出了一个主假说（main hypothesis），可简述为：

当一国的政府行为与其宪法条文之间不匹配（即存在明显的de jure-de facto gap）时，该国的人均GDP水平倾向于较低；反之，宪法遵从度越高，经济绩效越好。

这一假设的理论基础在于，宪法的首要功能之一是帮助政府向社会及市场提供可信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克服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并为社会交易提供确定性的“游戏规则”。一旦政府频繁违宪，社会成员或外部投资者对政府信用度、承诺可信度会产生怀疑，进而可能减少投资与创新活动，损害经济增长。同时，违宪也削弱宪法本身的协调（coordination）功能和合法性（legitimacy），增大社会冲突与治理成本，进而降低经济效率。由此可见，这些机制都预示着违反宪法的负面效应应会在经济层面显现。

在确定主假设后，作者进一步提出了三大研究问题（research questions, Q1、Q2、Q3），以更细致地探究宪法遵从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研究问题 Q1：宪法遵从的哪个具体领域最关键？

作者指出，宪法条文可大致区分为四个主要方面：

• 财产权与法治（property rights & rule of law）：关注政府如何保护个人财产和确保法律的公平执行；
• 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s）：关注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如集会和结社自由；
• 公民自由（civil rights）：关注个人基本自由，如言论、媒体和宗教自由；
• 基本人权（basic human rights）：关注最基本的人身保障，如生命权、免于奴役和酷刑的权利。

不同领域的宪法规定对经济所起的作用可能并不相同。一些文献（如 Blume and Voigt, 2007）也曾指出，财产权、法治条款对经济增长尤为重要，而某些社会权利、政治权利的影响路径也各有特点。

研究问题 Q2：宪法遵从影响经济的具体机制是什么？

可能的传导渠道包括：

• 投资（包括国内投资、外国直接投资 FDI）：遵从度高 → 政府承诺可信 → 投资者信心增强 → 投资增加 → 人均 GDP 提高
• 全要素生产率（TFP）：可信稳健的法律环境 → 鼓励创新和技术进步 → 提升生产率
• 贸易：法治与政策透明度若较高，可能吸引更多对外贸易往来；若遵从度低，则伙伴国可能担心风险而减少贸易
• 税收与政府支出（Tax revenue, Government expenditure）
  • 若政府违宪行为严重，公民或企业可能会降低对政府的信任，导致更大规模的逃税或不配合征税，政府财政收入相对减少；
  • 而如果遵从度高，税收能力可能增强，但也有另一种可能：为保障宪法中规定的某些权利，政府支出也会有相应增高。作者希望通过实证来区分这些不同方向的效应。
• 社会动荡（Social unrest）：若政府越违宪，可能越引发内乱、抗议或冲突，导致不稳定性上升，从而抑制经济增长。

研究问题 Q3：在什么类型国家中，遵从度对经济最为重要？

作者在此进一步区分国家：

• 按收入水平：高收入、上中等收入、下中等收入、低收入
• 按政治体制：民主（democratic）或威权（non-democratic, autocratic）

有些国家也可能是“低收入+威权”的组合，或“高收入+民主”等。在不同政治经济环境下，“违宪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影响程度并不一致。例如，在成熟民主国家里，司法和选民监督较强，政府违宪代价更高；而在一些威权政体中，公众制衡相对薄弱，政府不遵从可能更加普遍但其经济影响也可能具有不同特征。同理，对于低收入国家，基础制度脆弱，遵从度的变化或许对经济产生更大冲击。

数据与方法

数据构建

宪法遵从度（constitutional_compliance）

论文使用的核心自变量来自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Compliance Database (CCCD)（Gutmann et al., 2024a）。该数据库将世界各国的宪法文本（de jure）与实际执行（de facto）进行逐年比对，对每条关键条款进行 0/1/0.5 等编码，再通过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综合成一个总体遵从指数。该指数覆盖了全球范围内近 1900–2020 年的大多数国家，并分为财产权与法治（property rights & rule of law）、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s）、公民自由（civil rights）、基本人权（basic human rights）四大遵从领域。

在最终模型中，作者先使用总体遵从指标，再进行分领域指标的回归，以检验不同领域的影响差异。

被解释变量：人均 GDP（gdp_pc）

作者将 Feenstra et al. (2015, updt. 2021) 提供的“PPP 调整后的人均 GDP（以 2017 年美元计）”取对数，作为衡量经济绩效的标准指标。研究时间范围为 1960–2019，国家样本最多可达 153 个。

其他控制变量

• 社会动荡（social_unrest）：是否存在大规模暴乱、革命等事件；
• 贸易开放度（trade_gdp）：贸易占 GDP 的比例（取对数）；
• 投资占 GDP 的比例（investment_gdp）、FDI 占 GDP 的比例（fdi） 等；
• 人口结构：15 岁以下人口、64 岁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
• 领导人更迭（leader）：用于识别是否有政治领导人变动，可能影响政策环境；
• 前苏联及其卫星国的转型冲击（soviets_post_1989 等 dummy）；
• 税收占 GDP 比重（tax_revenue_gdp）、政府支出占 GDP 比重（gov_expenditure_gdp）、全要素生产率（tfp） 等，用于后续机制探究。

方法

主要采用动态面板模型，灵感来自 Acemoglu et al. (2019) 关于“民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鉴于“宪法遵从”同样属于政治-制度性变量，且可能与经济变量互相影响，研究者需要一套能够缓解内生性（endogeneity）问题、控制潜在反向因果（reverse causality）以及时间动态的计量方法。

模型的核心设定如下： \[ gdp\_pc_{it} = \beta constitutional\_compliance_{it-1} + \sum_{j=1}^{\rho} \gamma gdp\_pc_{it} + \alpha_i + \delta_t + \epsilon_{it} \] 其中：

• \(gdp\_pc_{it}\) 为国家\(i\)在年份\(t\)的人均GDP；
• \(constitutional\_compliance_{it-1}\) 为滞后一期的宪法遵守程度；
• \(\sum_{j=1}^{\rho} \gamma gdp\_pc_{it}\) 是一个滞后人均 GDP 的总和项，用于控制 GDP 的动态性；
• \(\alpha_i\) 为国家固定效应，\(\delta_t\) 为时间固定效应。

为应对动态面板中可能存在的 Nickell 偏误（Nickell bias）和内生性问题，作者采用了两种估计方法：

• 固定效应（Within estimator）：当面板长度（T）足够大时，Nickell 偏误相对较小。
• Arellano-Bond GMM：对差分方程做GMM估计，可进一步缓解内生性。

结果

基准结果

无论是固定效应还是 Arellano-Bond GMM，宪法遵从度系数都为正且在统计上显著。这意味着：当宪法遵从度较高时，人均 GDP 水平也随之提高。系数本身数值虽然不大，但考虑到宪法遵从的度量是一个合成指数，且 GDP 的规模庞大，能够在稳健的多重检验下保持显著，足以说明遵从对经济确有正向贡献。

作者还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纳入额外控制或交互项，例如：

• 前苏联及卫星国的转型效应（soviets_post_1989/1990/1991/1992）：考虑到这些国家在 1989-1992 年间发生根本制度变革，新宪法普遍出炉，可能同时冲击遵从度与经济绩效。
• 社会动荡（social_unrest）：动荡或冲突可能先于违宪行为，也可能导致长期的经济低迷；
• 贸易开放度、净金融流动、人口结构、领导人更迭等。

结果显示，即使在控制了这些因素后，宪法遵从指标对 GDP 的显著正向影响依然成立，表明不遵从带来负面经济后果这一结论不受主要潜在干扰变量的影响。

分领域估计

在主回归确认宪法遵从总体指标对经济绩效有积极作用后，作者根据 CCCD 数据将宪法遵从细分为财产权与法治、政治权利、公民自由和基本人权四大类：

回归结果显示，财产权与法治的宪法遵从对人均 GDP 的正向影响最为强烈且稳健；其余如政治权利、公民自由、基本人权等方面对 GDP 的影响在不同模型设定下要么不显著，要么显著性较低或系数更小。

作者解释道：财产权与法治对于投资者信心、契约执行与社会稳定最为关键，若国家在此方面违宪，则大幅损害经济活动的可预期性和安全性。因此，这个分领域发现也呼应了此前文献（如 Blume and Voigt, 2007）对“财产权及法治”是经济增长核心制度因素的判断。

机制分析

选取了若干机制变量（投资、FDI、TFP、贸易、税收、政府支出、社会动荡），构建类似动态面板模型：

\[ X_{it} = \beta constitutional\_compliance_{it} + \sum_{j=1}^{\rho} X_{it} + \alpha_i + \delta_t + \epsilon_{it} \]

回归表明，外国直接投资（FDI） 的渠道最为显著：遵从度越高，FDI 占 GDP 比重越大。也就是说，国际资本最在意宪法是否被实际执行，若一个国家屡屡出现违宪或政府任意干预财产，外资就会因为担忧政策和法律风险而退却。

其他机制如一般投资（investment_gdp）、生产率（tfp） 在某些回归中也有一定显著性，不过作者认为最强且一致的证据集中在 FDI 上。此外，对于税收、政府支出、社会动荡等通道，部分模型下也得到一定支持，但未在所有设定中都保持显著。

作者针对“财产权与法治”分领域指标做了同样的机制回归，结果发现，除了 FDI 外，“财产权/法治”遵从度还显著提升国内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同时，遵从度提升能为投资者和创新者提供可预期的法律环境，促进资本形成与技术改进。

异质性分析

为解答研究问题 Q3，作者将国家按以下方式分组回归：

• 收入水平：低收入、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高收入
• 政治体制：民主（democracy）与威权（autocracy）
• 两者交叉：例如“低收入+民主”、“高收入+威权”等

结论可概括如下：

• 低收入与下中等收入国家（尤其是民主政体）：遵从度有助于提升税收占 GDP 比重，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原因可能在于：当政府遵从度高，公民对政府更信任，更愿意纳税；相反，若政府频繁违宪，纳税人会质疑政府合法性并逃税，税基萎缩。
• 高收入威权国家：以中东产油国为代表，这些国家若在宪法财产/法治方面加强遵从，可吸引更多 FDI、提升生产率，并减少对军事支出的依赖（从而优化资源配置）。
• 上中等收入民主国家：财产权与法治遵从能显著提升这些国家的投资环境与经济增长。

这表明：不同国家类型在遵从度提升后，得到的具体收益渠道并不相同。对低收入民主国家而言，税收征管的改善和政府合法性提升最为重要；对高收入威权国家而言，外资流入与生产率提升则是关键。

结论

• 不遵守宪法存在负面的经济后果：当政府不遵守宪法（即出现较大的 de jure-de facto gap）时，国家人均 GDP 水平显著偏低。
• 财产权与法治领域尤其重要：在拆分遵从指标后，作者发现财产权与法治（property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的遵从度对人均 GDP 的正面影响尤为突出、稳健。若政府在此领域违宪，则会严重损害投资者信心与社会对政府的信任。
• 主要传导渠道：投资与外国直接投资（FDI）。实证表明，宪法不遵从会降低本国在国际资本市场的可信度，导致 FDI 减少。在财产权与法治遵从度较高的情形下，不仅 FDI 更容易流入，国内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TFP）也会随之提升。
• 异质性分析：对低收入民主国家而言，宪法遵从在提升政府合法性、加强税收征管能力方面作用更大，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对高收入威权国家来说，提高宪法遵从度可带来更多外资与效率提升，并可能减少对军事支出的依赖。

号外

• 祝愿大家2025年身体健康，顺意快乐！
• 文中提到的 Acemoglu et al.（2019），参见 JPE-民主确实导致了增长；
• 前段时间有篇Journal of Politics上的中国研究推文，受到的审查太严重，改了很多遍都发不出来，但是博客里可以看到。

原文信息

Lewczuk, Anna, and Katarzyna Metelska-Szaniawska. "Economic effects of (non-) compliance with constitution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24). https://doi.org/10.1016/j.jce.2024.1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