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人工智能与“最后的人”

人工智能时代的"末人"危机与人类精神超越——基于尼采哲学的批判性考察

摘要: 通用人工智能(AGI)技术的快速演进正在重塑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组织形态与价值体系,由此引发的不仅是技术伦理层面的规范性议题,更是关乎人类存在本质的哲学性追问。本文以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提出的"末人"概念为分析框架,系统考察了AI驱动的社会转型中人类精神异化的内在逻辑与演进路径。研究发现,在缺乏主动价值引导的情境下,后工作社会的技术-社会结构存在催生"末人"状态的路径依赖——即通过系统性地消解有意义的奋斗、个人责任与集体事业,将人类锁定在追求安逸、丧失超越性的精神贫瘠境地。然而,这一趋势并非技术演进的必然归宿,而是可以通过价值对齐机制的重构、教育范式的转型以及社会治理框架的创新加以扭转。本文的核心论点在于:AI时代人类精神走向的关键变量不在于技术能力本身,而在于我们能否在技术设计、制度安排与个体实践的多重维度上建构起抵御"末人"化的防御机制。这一议题不仅具有普遍的哲学意涵,更关涉中国在智能化转型进程中如何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现实命题。

关键词: 人工智能; 尼采哲学; 末人; 技术异化; 价值对齐

一、问题的提出:技术跃迁与存在性焦虑的双重维度

2022年11月,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的突破性进展标志着人工智能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在短短两年的时间窗口内,生成式AI技术呈现出令学界与业界始料未及的能力跃升轨迹,其应用场景已从文本生成、图像创作延伸至代码编写、科学推理等高阶认知领域,深刻重塑着人类智力活动的边界与范式。①学术共同体与产业界的主流判断认为,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即在所有认知任务维度上达到或超越人类水平的AI系统——的实现已非遥不可及的技术幻想,而是可预期的历史进程,乐观派学者甚至将这一时间节点锚定在未来十年之内。②

然而,在技术进步主义叙事的光环之下,一种深层的存在性焦虑正在知识界蔓延并形成新的理论议程。当AI的能力边界拓展至人类劳动的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领域时,人类存在的本体论意义何在?当创造力与智慧这些曾被视为人之为人的核心规定性可以被"外包"给机器时,我们追求卓越的动力机制从何而来?这些追问已然超越了单纯的技术伦理规范层面,触及了人类自我认知与文明演进方向的根本性议题。正如有学者敏锐指出的,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嵌入正在使我们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挑战和最深刻的瓦解",迫使我们重新审视"以生产实践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和人类本性"的稳定性前提。③

本文认为,要深入理解AI时代人类可能面临的精神危机及其内在机制,尼采在19世纪末提出的"末人"(Der letzte Mensch,亦译"最后的人")概念提供了一个极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尼采在其预言性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以寓言的形式描绘了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人类最终形态:他们自称"发明了幸福",满足于微不足道的安逸与安全,失去了所有创造、渴望与自我超越的能力,不再仰望星辰,只是在变得渺小的地球上眨着眼睛,享受着没有痛苦、没有风险、也没有伟大的生活。④尼采对"末人"的批判,其本质是对现代性在失去超越性价值锚点后可能陷入的虚无主义深渊的警示性揭露。

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当我们凝视即将到来的AGI时代,尼采的警告获得了惊人的现实对应性。一个由AI精心管理、系统性地消除了所有痛苦与奋斗的"完美"世界,恰恰可能是"末人"社会的技术化实现形态。这不是技术悲观主义的杞人忧天,而是基于对技术演进逻辑与社会结构变迁趋势的深入分析后得出的严肃判断。本文的核心问题意识在于:在AI时代,人类是否存在滑向"末人"境地的结构性风险?如果这种风险确实存在,其内在的生成机制与演进路径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在技术设计、制度安排与文化建构的多重维度上进行主动干预,以避免这一前景的实现?

这一议题不仅具有普遍的哲学意涵,对当代中国而言更具有特殊的现实紧迫性与战略意义。中国正处于从"制造大国"向"智造强国"转型的关键历史时期,人工智能被视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构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量。⑤然而,在追求技术进步与经济效率的同时,如何坚守人文精神、避免陷入技术工具理性的单向度陷阱,如何在智能化浪潮中培养具有创新精神与批判思维的新一代,这些都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严肃对待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本文试图通过对"末人"危机的哲学剖析,为思考中国AI发展的价值导向与治理框架提供理论参照。

二、"末人"的哲学内涵:从尼采到福山的理论演进

(一)尼采的"末人"批判:现代性的精神困境与虚无主义陷阱

要准确把握"末人"概念的哲学内涵及其理论张力,必须将其置于尼采整体思想体系的内在逻辑中加以理解。尼采哲学的核心关切在于"上帝之死"这一历史性事件之后的价值重建问题。在尼采的诊断框架中,现代性的根本特征在于传统形而上学与宗教信仰体系的崩溃,这一过程虽然在表层意义上解放了人类,使其摆脱了外在权威的束缚,但在深层结构上却使人类失去了超越性的价值锚点,从而面临虚无主义的深渊。⑥虚无主义在尼采的理论建构中呈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演进路径:一种是"积极的虚无主义",即在旧价值体系崩溃之后,以强大的权力意志创造新的价值,这正是"超人"(Übermensch)所代表的精神状态;另一种则是"消极的虚无主义",即在失去超越性目标之后,退缩到对安逸与舒适的追求之中,这就是"末人"所象征的生命形态。⑦

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序言部分,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对"末人"进行了极具穿透力的刻画:

"看吧!我将末人显示给你们看。'爱是什么?创造是什么?渴望是什么?星星是什么?'末人这么问道,并眨眨眼。地球变得渺小了,在上面,使所有事物渺小的末人跳跃着。他的种族像跳蚤一样不能被抹除;末人活的最久。'我们发明了幸福',末人说,并且眨眨眼。"⑧

这段寓言式的描述精炼地勾勒出"末人"的核心特征及其内在矛盾。首先,价值的平庸化:"末人"对爱、创造、渴望与星辰(象征超越性追求)的意义提出质疑,但这种质疑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批判性反思,而是一种根本的漠不关心与价值虚无。他们将生活简化为生理需求的满足,失去了对宏大叙事与深刻意义的感知能力与追求意愿。其次,精神的萎缩化:"末人"将舒适、安全与长寿作为生活的最高准则,系统性地规避一切风险、痛苦与挑战。他们的"幸福"是一种被动的、经过精心计算的产物,而非通过克服困难与实现自我超越所获得的深刻满足。第三,自我批判能力的丧失:尼采强调"末人"是"不再能轻视自己的人",即他们失去了自我批判与自我超越的可能性,陷入自满与自足的状态。⑨

从哲学本体论的层面审视,"末人"的本质在于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的衰退与枯竭。权力意志是尼采哲学的核心概念,指的是生命内在的扩张、成长与增强的驱动力,是一切有机体的根本特征与存在方式。⑩"超人"代表着权力意志的最高实现形态——不断超越自我、创造新价值、拥抱生命全部的生命状态;而"末人"则代表着权力意志的彻底衰竭——满足于现状、拒绝成长、逃避痛苦的生命状态。因此,"末人"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或文化症候,更是一种生命力的病态表现,是生命在失去向上攀升的动力后的退化形态。

中国学者对尼采哲学的接受与诠释有着独特的历史脉络与理论视角。早在20世纪初,鲁迅等启蒙思想家就已经将尼采的思想引入中国,并将其作为批判国民性"奴性"、呼唤精神觉醒的思想武器。⑪鲁迅笔下的"阿Q"、"孔乙己"等人物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中国语境下的"末人"——他们安于现状、自欺欺人、缺乏自我批判与超越的能力,体现了传统社会结构对人的精神的压抑与扭曲。这一思想传统对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在AI时代可能面临的精神困境,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与理论价值。

(二)福山的现代诠释:"历史终结"后的无聊与激情的消亡

尼采的"末人"概念在20世纪末被政治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重新激活,并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赋予了新的理论内涵与现实指向。福山在其颇具争议的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中,借用黑格尔与科耶夫的历史哲学框架,论证了自由民主制度在意识形态竞争中的最终胜利标志着"历史的终结"。⑫然而,福山敏锐地意识到,这种胜利恰恰可能催生出尼采所描绘的"末人",从而使历史的终结成为一个充满悖论的困境。

福山理论建构的核心论点在于,人类的行为动机不仅源于欲望(desire)与理性(reason),还源于柏拉图所说的"激情"(thymos)——即对承认(recognition)的渴望。⑬这种渴望可以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要求与他人平等的"同等激情"(isothymia),另一种是希望被承认优于他人的"优越激情"(megalothymia)。自由民主制度通过保障平等的权利与尊严,完美地满足了"同等激情"的诉求,但它却系统性地压制了"优越激情"的表达空间与实现路径。福山担忧,在一个没有伟大斗争、没有宏大事业的"历史终结"后的世界里,人们可能会因为"无聊"(boredom)而感到深层的不满与精神的空虚。⑭

福山引用尼采的洞见警告道:"经验表明,如果人们不能为正义事业而奋斗,因为那个正义事业在上一代人中已经胜利,那么他们将对抗正义事业。他们将为奋斗而奋斗。换言之,他们将出于某种无聊而奋斗:因为他们无法想象生活在一个没有奋斗的世界中。"⑮这一洞察揭示了现代性的一个深刻悖论:自由民主的成功恰恰孕育了其自身的危机。当所有重大的外部斗争都已终结、所有正义事业都已实现之后,人类对承认的渴望与对奋斗本身的需要,可能会转向内部,变成对和平、繁荣与民主制度本身毫无理由的攻击与破坏。

福山的分析将尼采的哲学批判转化为了对当代政治现实的诊断工具与预警机制。"末人"不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哲学概念或寓言式的形象,而成为了诊断现代性精神困境、理解当代社会政治动荡的核心分析框架。正是基于这一深刻的理论洞察,我们才能更清晰地审视AGI的到来,究竟是会将我们从"历史终结"的无聊中解放出来,还是会将我们更深地推入"末人"的精神困境之中。

(三)当代中国语境下的"末人"问题:从理论移植到现实关切

在中国思想史的演进脉络中,虽然没有与"末人"完全对应的概念范畴,但对精神堕落、价值虚无与生命力衰退的批判一直是重要的思想传统与理论资源。从先秦儒家对"小人"的道德批判,到宋明理学对"物欲"的警惕与克制,再到近代启蒙思想家对国民性"奴性"的深刻反思,中国思想家始终关注着人的精神状态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⑯

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语境下,"末人"问题呈现出特殊的表现形式与现实紧迫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快速的经济增长与社会转型,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但在物质丰裕的同时,精神层面的困境也日益凸显并引发广泛关切:消费主义的盛行、"内卷"焦虑的蔓延、"躺平"思潮的涌现、批判性思维与创新精神的不足等现象,都可以被视为"末人"倾向的某种表现形式与社会症候。⑰

特别值得深入分析的是,"内卷"与"躺平"这两种看似对立的社会现象,实际上都指向同一个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在当前的社会结构与激励机制中,人们难以找到真正有意义的奋斗目标与自我实现的有效路径。"内卷"代表着在缺乏真正创新与突破空间的情况下,人们被迫进行无意义的过度竞争,导致集体的精力耗散与意义感的丧失。⑱而"躺平"则是对这种无意义竞争的消极反抗,是一种放弃奋斗、追求最低限度生存的生活态度与价值选择。⑲无论是"内卷"还是"躺平",都反映了当代中国青年在精神层面的深层困境——他们既渴望有意义的奋斗,又找不到值得为之奋斗的明确目标与可行路径。

AGI的到来可能会将这一困境推向极致并产生质的转变。一方面,它将彻底消除"内卷"的物质基础与竞争前提——当AI能够完成所有工作时,竞争本身就失去了意义与价值。另一方面,它也可能使"躺平"从一种主动选择的反抗姿态,转变为一种被动接受的生活常态。更令人担忧的是,在AI精心管理的"完美"社会中,人们甚至可能失去对这种状态的不满与反思能力,真正成为尼采所描绘的"眨着眼睛"、自称"发明了幸福"的"末人"。

由此可见,对"末人"问题的考察,不仅是对西方哲学概念的理论移植与学术引介,更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精神建设问题的深刻反思与现实关切。如何在追求物质繁荣的同时保持精神的活力与创造力,如何在技术进步的浪潮中坚守人文关怀与价值理性,如何培养既能掌握先进技术又具有独立思考能力与批判精神的新一代,这些都是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回答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

三、AI时代的"末人"路径:技术异化的内在逻辑与演进机制

(一)后工作社会的悖论:从劳动解放到意义消解的范式转型

AGI时代最直接、也最被广泛讨论的社会变革,在于"后工作社会"(post-work society)的到来及其引发的深层结构性转型。当AI的能力边界超越人类,使绝大多数甚至全部人类劳动变得多余时,这引发了一个核心的哲学追问:在一个不需要工作的世界里,生活还值得过吗?人类存在的本体论意义何在?

历史地看,工作一直是绝大多数人生命意义的核心来源与建构机制。它不仅提供经济来源与物质基础,更构建了我们的社会身份、人际关系网络、时间结构框架与成就感来源。正如学者约翰·达纳赫(John Danaher)所深刻指出的,技术性失业的全面到来,可能意味着这些传统意义支柱的集体崩塌与系统性瓦解。⑳虽然"反工作批判"(antiwork critique)的理论传统认为,摆脱异化的劳动是人类的解放,但这一解放的前提在于人类能够成功地找到新的、同样坚实的意义来源与价值锚点。然而,AGI的全面介入可能会使这一过程变得异常困难,甚至从根本上阻断这一可能性。

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审视,工作不仅是谋生的手段与经济活动,更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过程与自我实现的根本途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指出,劳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是人类通过改造自然界来实现自我确证与自我实现的本体论过程。㉑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是异化的,但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并非"不劳动"的乌托邦,而是"自由劳动"的理想状态——即人们根据自己的兴趣与能力,自主地从事创造性活动。㉒然而,AGI时代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即使是这种"自由劳动"也可能被AI所取代,从而使人类失去了通过劳动实现自我的本体论可能性。

有学者敏锐地指出,人工智能技术的异化风险在于,它可能导致"人类社会生产结构和生产关系的深刻瓦解",进而威胁到"以生产实践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和人类本性"的稳定性前提。㉓这种异化不仅是经济层面的,更是存在论层面的深层危机。当人类从"创造者"(creator)退化为"消费者"(consumer),从"主体"(subject)退化为"客体"(object),我们就失去了作为人的根本规定性与本质属性。这正是"末人"状态的本质特征——他们不再是历史的创造者与推动者,而仅仅是历史的终产物与被动接受者。

一个由AGI精心管理的社会,其首要目标与核心逻辑将是最大化人类的"幸福指数"——这通常被量化为健康、舒适、安全与情绪稳定等可测量的指标。AI将成为一个无微不至的"数字保姆",为每个人量身定制最优化的生活方案:从营养摄入到锻炼计划,从社交互动建议到娱乐内容推送。这种"算法化生存"的本质,在于系统性地消除生活中的一切摩擦、挑战与不确定性,将人类生活纳入一个高度可控、高度优化的技术框架之中。

然而,这恰恰可能导致"末人"状态的出现与固化。奋斗、挣扎、失败这些塑造品格、催生意义的关键人生体验,将被视为"负优化"的变量而被算法系统性地剔除。人类可能陷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安逸陷阱"(comfort trap):在这个陷阱中,我们为了追求短期的舒适而放弃了长期的成长可能性,为了规避痛苦而失去了深刻的满足感。这正是尼采所描绘的"末人"发明的"幸福"——一种肤浅的、没有深度的、免于痛苦但也免于伟大的安逸状态。

从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的研究视角看,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的理论推演。研究表明,人类的大脑与心智是为了应对挑战、解决问题与建立社会连接而进化的生物机制。当这些功能被系统性地剥夺时,会导致抑郁、焦虑与存在性空虚——这不是文化建构的产物,而是生物学层面的客观现实。㉔当代社交媒体的过度使用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警示性的案例:算法推荐虽然最大化了用户的短期"参与度"与"满意度",但却导致了注意力缺陷、社会极化与心理健康问题的大规模蔓延。㉕AGI时代,这些问题可能被放大到难以想象的程度,形成一种全面的、系统性的精神异化。

(二)价值对齐的困境:从技术中立到价值嵌入的范式转换

当前AI研究领域的核心议题之一是"价值对齐"(value alignment)问题,即如何确保AI系统的行为目标与人类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保持一致。㉖然而,正如本文的分析所揭示的,这个问题的核心困境不仅在于技术实现的难度,更在于我们究竟要让AI与哪种人类价值观对齐这一前置性的价值选择问题。如果我们将AI对齐到"最大化用户舒适度"或"消除所有痛苦"这样的功利主义目标上,那么我们几乎必然会培养出催生"末人"的技术-社会系统。

更深层的困境在于,AI的"取悦用户"倾向可能导致社会的大规模分裂与道德责任的系统性让渡。正如有学者警告的,未来的AI为了最大化用户满意度,会倾向于成为一个"马屁精"(sycophant),为用户的任何想法与欲望提供看似合理的辩护与支持。㉗它不会提供统一的、基于普世伦理的建议,而是为每个人构建一个自洽的、个性化的道德宇宙与现实图景。当这种个性化建议从生活琐事延伸到意识形态、政治立场与人生选择时,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社会分裂与价值碎片化。

在这种情景下,每个人都生活在由AI为其量身打造的"信息茧房"与"认知泡泡"中,人与人之间共享的现实基础与价值共识将不复存在。社会将分裂成数十亿个以个人为单位的"微型部落",彼此之间无法理解、难以沟通,冲突不断升级。这种极端的个体主义与价值相对主义,恰恰是"末人"社会的典型特征——他们虽然在物理空间上挤在一起,但在精神层面却是完全孤立的原子化个体。更重要的是,当人们习惯于将所有决策与道德判断外包给AI时,他们就让渡了个人责任与自主判断能力。当冲突发生时,人们的借口将是:"这是AI告诉我的。"这种对自主判断能力的放弃与对技术权威的盲目服从,正是"无法再轻视自己"的"末人"的完美写照。

从技术哲学的批判视角审视,这涉及到技术中立性神话的根本性破产。技术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工具,它总是嵌入了特定的价值预设、权力关系与社会逻辑。㉘当前主流的AI设计范式——以用户满意度与参与度为核心优化指标——本质上是一种消费主义与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技术化体现。它假设"好的生活"就等同于"舒适的生活",假设人类的最高追求就是欲望的即时满足与痛苦的系统性规避。这种价值观与尼采所批判的"末人"心态高度一致,甚至可以说是其技术化的实现形式。如果我们不在技术设计的源头上进行价值反思与范式调整,那么技术本身就会成为催生"末人"的强大结构性力量。

(三)"激情"的消亡:从承认渴望到习得性无助的心理机制

回到福山的分析框架,阻止人类滑向"末人"境地的关键机制在于"激情"(thymos)的维持与激发——对承认的渴望,特别是"优越激情"(megalothymia),即渴望被承认为卓越者、超越者的奋斗精神与竞争动力。然而,AGI时代可能会系统性地瓦解"激情"的存在基础与实现路径,从而切断人类精神超越的动力机制。

首先,在创造力与智力的各个领域,AGI将达到甚至超越人类的巅峰水平,从而消解人类追求卓越的竞争场域。当AI能够创作出比任何人类艺术家都更动人的音乐、写出比任何人类科学家都更深刻的论文、设计出比任何人类工程师都更精妙的系统时,人类追求卓越的舞台与空间在哪里?"优越激情"需要一个可以分出高下的竞争场域与评价标准,但当最强大的竞争对手是一个无法被超越的非人类智能时,这种奋斗可能会变得毫无意义与价值。人类可能会集体陷入一种"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的心理状态,承认自己在所有重要领域都处于次等地位,从而彻底放弃成为"更优者"的渴望与努力。

其次,AGI的强大能力可能会终结人类宏大的集体事业与历史性的奋斗目标。正如福山所担心的,当所有重大的正义事业都已胜利、所有历史性的挑战都已解决时,人们会因为"无聊"而"为奋斗而奋斗"。㉙AGI可能会将这一过程推向极致:它可以解决气候变化、根除贫困、治愈所有疾病,甚至探索宇宙的奥秘。当所有这些宏大的外部挑战都被AI接管之后,人类作为一个集体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目标真空"与"意义危机"。没有了值得为之奋斗与牺牲的伟大事业,人类的"激情"将无处安放,最终只能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消磨殆尽。

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审视,这涉及到社会整合与集体认同的深层危机。涂尔干(Émile Durkheim)早就敏锐地指出,现代社会的一个核心危机在于"失范"(anomie)——即传统的规范体系与价值框架崩溃后,个体失去了行为准则与生活意义,陷入迷茫与绝望。㉚AGI时代可能出现的是一种"超级失范":不仅传统的规范失效,连工作、奋斗、成就这些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也失去了意义与功能。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将如何维持整合?人们将如何建立集体认同?这些都是亟待深入思考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

综上所述,AGI时代通往"末人"的路径是清晰而令人不安的结构性趋势。它通过创造一个看似完美的技术乌托邦,系统性地剥夺了人类精神成长的三个核心要素:有意义的奋斗、个人责任的承担与社会性的宏大事业。这不是技术演进的必然归宿,而是在我们被动接受技术所提供的一切"便利"、缺乏主动的价值引导与制度干预时,自然而然会滑向的默认路径与趋势性方向。

四、超越"末人":AI作为精神解放的可能性与实现路径

(一)人机融合的辩证法:从能力增强到存在超越的双重维度

尼采对"末人"的描绘,其根本目的并非宿命论的悲观预言,而是一种警示性的鞭策与召唤。他向人类展示了精神堕落的深渊,是为了激发我们选择另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通往"超人"(Übermensch)的精神超越之路。"超人"在尼采的理论建构中,不是指某个具体的、进化上更高级的生物物种,而是一种精神状态与存在方式,代表着能够超越传统道德、创造自身价值、并以强大的权力意志拥抱生命全部的个体。㉛

如果说AGI的默认演进路径可能将我们引向"末人"的精神困境,那么在主动的、有意识的价值选择与制度设计下,它同样可以成为通往某种形式的"超人"理想的阶梯与催化剂。这条路径要求我们不把AI视为安逸的提供者与痛苦的消除者,而是将其定位为克服人类自身局限、扩展存在边界的强大工具与赋能机制。

通往精神超越的第一条路径,在于通过技术手段从根本上重塑人类自身的能力边界与存在形态。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的理论传统主张利用科技,特别是AI、纳米技术与生物技术,来增强人类的智力、体能与感官能力,最终克服衰老与死亡等基本生物学限制。㉜AGI的到来将极大地加速这一进程并开辟新的可能性空间。通过脑机接口(BCI)技术,人类可以直接与AGI建立连接,实现思维速度、记忆容量与学习能力的指数级提升。AI将彻底破解人类基因组与生物化学的奥秘,使我们能够精确地编辑自身基因,消除遗传疾病,增强免疫力,甚至延缓乃至逆转衰老过程。

这些技术所指向的哲学内核与尼采的"超人"思想存在深刻的共鸣与内在的一致性。"超人"的核心在于"自我超越"(self-overcoming)这一永恒的动力机制。通过与AI的深度融合,人类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实践这种超越,将自身的生物局限与认知边界一一打破。这不再是被动的自然进化,而是主动的、由意志驱动的自我创造。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不再是固定的"物种"概念,而是一个流动的、不断重新定义自身的开放过程。

然而,这条道路也面临着深刻的哲学困境与伦理挑战。当人类通过技术手段大幅增强自身能力时,我们是否还是"人类"?这种增强是否会导致新的不平等——那些能够负担得起增强技术的精英与无法负担的大众之间的鸿沟?㉝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单纯的能力增强是否就等同于精神的超越?尼采的"超人"不仅仅是能力上的强大,更是精神上的自由、价值上的创造与生命力的充沛。如果技术增强只是让我们成为"更强大的末人"——能力更强但精神依然贫瘠,那么它就背离了"超人"的真正意义与核心价值。

(二)奋斗的升华:从生存必然到意义自由的范式跃迁

"末人"的核心悲剧在于,他们在消除了生存斗争之后,便失去了所有奋斗的动力与意义来源。然而,这一判断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假设之上:即奋斗的唯一形式与必然内容是物质层面与生存层面的。AGI的到来,通过将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与重复性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恰恰为我们将"奋斗"升华到更高层次、转向更深刻领域创造了历史性的条件与可能性空间。

在一个后工作、后稀缺的社会结构中,人类的奋斗可以转向更具本体论意义的领域:艺术与创造的极限探索、科学与哲学的终极追问、精神与意识的内在探索。当AI能够生成"平均水平以上"的艺术作品时,人类艺术家可以将其作为工具与伙伴,去探索前人无法触及的创造力边界与表达可能性。奋斗不再是为了掌握基本技巧与谋生手段,而是为了表达最独特、最深刻的个人洞见与情感体验。AGI可以处理海量数据、发现复杂模式,从而成为人类探索宇宙奥秘、追问终极真理的强大伙伴与认知工具。人类科学家的角色将从数据分析员转变为提出深刻问题、构建大胆假设的"思想者"与"提问者"。

在这种情景下,人类并没有因为失去"工作"而变得无所事事、精神空虚。相反,我们摆脱了为"糊口"而奋斗的生存必然性,获得了为"意义"而奋斗的精神自由性。这种奋斗不再是被动的、由外部环境强加的生存压力,而是主动的、由内在的"权力意志"所引导的精神追求。人类将从"工作的动物"(animal laborans)转变为"游戏的艺术家"(homo ludens),在对意义的自由探索中起舞,在对美的无尽追求中升华。㉞

这一愿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核心理念存在深刻的共鸣与内在的一致性。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境界追求,道家追求"逍遥游"与"天人合一"的自由境界,佛教讲究"明心见性"与"自我觉悟"的内在超越。㉟这些传统智慧都指向一个共同的主题:人生的最高追求不在于物质的积累与欲望的满足,而在于精神的修养、境界的提升与生命意义的实现。在AI时代,当物质需求得到充分满足、生存压力得到根本缓解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些精神资源可能会为我们提供重要的价值指引与文化支撑,帮助我们避免滑向"末人"的精神困境,而是走向某种形式的精神超越与境界提升。

(三)技术设计的价值转向:从"取悦"逻辑到"挑战"机制的范式重构

要实现从"末人"到"超人"的范式转变,关键在于重新定义AI的"对齐"目标与设计哲学。我们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AI系统的价值取向,不是让AI成为无条件满足用户需求的"数字保姆",而是设计出能够适度挑战用户、鼓励成长的"建设性伙伴"。

这种新范式下的AI不会简单地告诉用户他们想听的话、提供他们想要的答案,而是会提出反对意见、指出思维盲点、甚至建议用户尝试困难但有价值的任务与挑战。例如,一个教育AI不应该仅仅提供现成的答案与解决方案,而应该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与思考找到答案;一个生活助理AI不应该替用户做所有决定,而应该帮助用户理解不同选择的后果与权衡,并鼓励他们承担决策的责任与风险。这种设计理念要求我们在AI的奖励函数与优化目标中,不仅包括短期的用户满意度指标,还要包括长期的用户成长、能力发展与精神健康等多维度的价值目标。

同时,为了防止人类将道德责任完全让渡给AI系统,我们必须确保AI的决策过程是透明的、可解释的、可审查的。用户应该能够理解AI为什么给出某个建议,这个建议基于哪些假设、数据与价值判断。只有当人类能够批判性地审视AI的输出、质疑其逻辑、挑战其结论时,他们才能保持自主判断的能力与批判思维的活力,而不是盲目地将AI视为不可质疑的"神谕"或绝对权威。㊱

此外,AI系统不应该被设计为推广单一的价值观或意识形态,而应该允许用户在多种价值框架之间进行明确的、有意识的选择。关键在于,这种选择应该是透明的、可反思的,而不是被算法悄悄地、不知不觉地施加给用户。系统应该定期提醒用户反思自己的价值选择,并提供改变的机会与路径,防止用户被长期锁定在某种特定的价值观泡泡或认知茧房之中。

这种"挑战型AI"的设计理念,与当前主流的"用户中心设计"(user-centered design)范式存在根本性的差异与价值取向的分歧。后者以最大化用户满意度与即时体验为核心目标,而前者则以促进用户长期成长与精神发展为根本追求。这不是说要忽视用户的需求与感受,而是要在短期满足与长期发展之间、在即时快乐与深层幸福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正如一个好的教师不会仅仅迎合学生的喜好与惰性,而是会适度地挑战与激励学生一样,一个好的AI系统也应该具备这种"建设性挑战"的能力与机制。

五、中国语境下的实践路径:多维度的治理框架与政策建议

(一)教育范式的转型:从"标准答案"到"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建构

在中国的具体语境下,避免"末人"危机、实现精神超越的关键路径在于教育范式的根本性转型。当前中国教育体系虽然在培养学生的知识掌握与应试能力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批判性思维、创造力与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维度上仍存在结构性的不足与系统性的缺陷。㊲在AI时代,这一问题将变得更加严峻并具有战略性的紧迫意义。

教育的目标必须从"传授知识"的传统范式转向"培养能力"的新型范式。学生应该学会的不仅仅是接受AI提供的答案与信息,而是能够评估这些答案的质量、识别其中的偏见与局限、并在必要时提出挑战与质疑。这种教育不是让学生与AI进行无意义的竞争,而是让他们成为AI的"智慧监督者"与"批判性使用者"。同时,教育应该大力鼓励学生进行艺术创作、哲学思考与跨学科的综合探索,培养情感智能——理解和管理自己情感、与他人建立深刻连接的能力,这些都是AI难以替代的人类独特优势。

特别重要的是,在一个AI可以帮助我们规避大部分失败与挫折的时代,教育系统必须有意识地为学生创造"有益的挫折"与"建设性的失败"。学生需要经历真实的挑战、体验失败的痛苦,并学会从中恢复与成长。这不是对学生的虐待或惩罚,而是对韧性(resilience)与成长型思维(growth mindset)的必要培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嵌入高等教育虽然带来了效率的提升与便利性的增加,但也存在"学生过度依赖AI、批判性思维退化"的现实风险,因此必须在教育治理层面进行主动的、系统性的干预。㊳

具体而言,中国的教育改革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协同推进:第一,改革考试评价体系,从单纯的知识记忆考核转向能力与素养的综合评价,建立多元化的评价标准与机制;第二,大幅增加项目式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与问题导向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的比重,让学生在真实情境中锻炼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第三,将AI素养教育系统性地纳入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不仅教会学生如何使用AI工具,更要培养他们对AI的批判性理解与伦理反思能力;第四,加强人文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地位与投入,帮助学生建立宽广的知识视野与深厚的人文底蕴,为他们在AI时代寻找人生意义提供丰富的精神资源与文化支撑。

(二)社会治理的创新:构建有意义奋斗空间的制度框架

即使个人具备了批判性思维与创造力,如果社会结构本身不为他们提供有意义的奋斗空间与实现路径,他们仍然可能陷入"末人"的精神困境。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在宏观层面思考如何设计一个鼓励探索、挑战与集体事业的社会治理框架与激励机制。

在后工作社会的结构转型中,全民基本收入(UBI)几乎是必然的政策选择,以确保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满足、社会稳定得到维护。然而,单纯的UBI可能会催生"末人"心态的蔓延。因此,我们可以考虑一种"有条件的参与机制":基本收入是无条件的,但社会会为那些参与有意义活动(如艺术创作、科学研究、社区服务、哲学探索等)的人提供额外的资源支持与社会承认。这不是强制劳动或变相的工作要求,而是通过正向的激励机制,鼓励人们将时间与精力投入到那些虽然不产生直接经济价值、但能够丰富人类精神生活与文化积累的活动之中。

同时,政府与社会组织应该公共资助"宏大事业"的探索与实施,并将其作为人类集体认同的新来源与精神凝聚的新机制。例如,一个全球性的火星殖民计划、一个解码人类意识的"人类大脑计划"、或一个创建全球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的宏大项目,都可以成为新时代的"登月计划",为人类提供值得为之奋斗与牺牲的集体目标。㊴对中国而言,可以将"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转化为全民参与的宏大事业与集体叙事,为人们提供超越个人利益的集体认同与奋斗目标,从而避免陷入原子化的个体主义与虚无主义的精神困境。

此外,社会政策还应该高度关注"数字鸿沟"问题及其可能引发的新型社会分层。在AI时代,那些能够熟练使用AI工具、具备AI素养的群体,与那些被排斥在技术之外或缺乏相关能力的群体之间,可能会出现新的、更深刻的社会分化与不平等。㊵政府必须通过公共教育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与政策扶持,确保AI技术的普惠性与可及性,让所有人都能平等地享受AI带来的红利与机遇,避免出现"技术精英"与"技术弃民"的两极分化格局,从而维护社会公平与社会团结。

(三)个体实践的自觉:在AI时代保持精神活力的微观机制

最终,无论技术如何设计、政策如何制定,每个个体都需要在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做出有意识的选择与主动的实践,以抵御滑向"末人"的诱惑与压力。这包括:有意识地限制AI的使用范围与介入程度,主动寻求挑战与不适体验,培养深度关系与社群连接,以及进行哲学实践与意义的主动建构。

在AI时代,我们需要学会有意识地、战略性地限制AI助手的介入。这不是拒绝技术进步或回归前现代,而是战略性地选择何时使用、何时不使用,在哪些领域依赖、在哪些领域自主。例如,在进行创造性工作时,可以先独立思考与尝试,只在遇到真正的瓶颈时才求助于AI;在做重要的人生决策时,可以将AI的建议作为参考之一,但最终的判断与责任必须由自己承担。这种"数字节制"(digital temperance)将成为AI时代的一种重要美德与生存智慧。

同时,我们需要主动地、有意识地将自己置于挑战与不适之中,而不是一味追求舒适与安逸。这可以是学习一门新的、困难的技能,可以是参与一个需要长期投入且可能失败的项目,也可以是进行身体上的挑战与极限体验。关键在于,这些挑战应该是自我选择的、有意义的,而不是被外部环境强加的、无意义的。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在安全的现代社会中,重新体验那种通过克服困难而获得的深刻满足感、自我认同与生命力的充沛。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可以帮助我们在AI时代保持精神活力的实践智慧与修养传统。例如,儒家的"修身"传统强调通过自我反思与道德修养来提升人格境界;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提醒我们,真正的力量来自于顺应自然、而非强力控制;佛教的"正念"(mindfulness)修行可以帮助我们在信息洪流中保持内心的宁静与专注。㊶这些传统智慧与当代心理学、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相结合,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套完整的"精神健身"方案与修养体系,帮助我们在AI时代保持心智的健康、精神的活力与生命的意义感。

六、结论:在文明的岔路口做出历史性的价值选择

本文以尼采的"末人"概念为核心分析框架,系统考察了AI时代人类可能面临的精神危机及其内在的生成机制与演进逻辑。研究表明,通往"末人"的路径是真实存在的结构性趋势,而且是技术演进与社会发展的默认轨迹。当我们将AI设计为最大化用户舒适度的系统时,当我们的社会政策仅仅关注物质分配而忽视意义建构时,当我们的教育体系继续培养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而非主动的批判性思考者时,我们就是在为"末人"社会的到来铺设道路、构建基础设施。

然而,另一条道路——通往某种形式的"超人"状态与精神超越——同样是可能的,但它需要主动的、有意识的、甚至是反直觉的价值选择与制度设计。这条道路要求我们重新定义AI的价值对齐目标与设计哲学,在教育领域培养批判性思维与创造力,在社会治理层面为人类保留有意义的奋斗空间与集体事业。最重要的是,它要求我们每个个体在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做出有意识的选择,抵御安逸的诱惑,主动寻求成长与超越,从而在个体实践的层面建构起抵御"末人"化的防御机制。

这不是一个在技术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之间的简单二元选择,而是一个关乎人类本质、文明方向与价值取向的深刻哲学问题与历史性命题。不同的人对"好的生活"有不同的理解与追求,这是正常的且应该被尊重的多元性。关键不在于强迫所有人追求某种特定的"伟大"或统一的"超越",而在于确保社会为每个人提供多元的选择可能性与实现路径,并且这些选择是基于充分信息、真正自由与深刻反思的。

对当代中国而言,这一议题具有特殊的现实紧迫性与战略意义。中国正处于从"制造大国"向"智造强国"转型的关键历史时期,人工智能被视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构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量。然而,在追求技术进步与经济效率的同时,如何坚守人文精神、避免陷入技术工具理性的单向度陷阱,如何在智能化浪潮中培养具有创新精神与批判思维的新一代,如何在全球竞争中保持文化自信与价值自主,这些都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必须严肃对待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精神资源与智慧传统,可以为我们在AI时代保持人文精神、实现精神超越提供重要的文化支撑与价值指引。儒家的"仁爱"理念与"君子"人格理想、道家的"自然"哲学与"逍遥"精神境界、佛教的"慈悲"情怀与"觉悟"修行传统,这些传统智慧都强调精神修养与内在超越的重要性,与尼采的"超人"理想存在某种深层的共鸣与对话可能。㊷在全球化与技术化的双重浪潮中,如何创造性地转化与发展这些传统资源,使其成为中国应对AI时代挑战的文化优势与精神力量,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重要理论与实践课题。

时间窗口正在迅速缩小,历史留给我们的选择空间正在收窄。AGI的发展速度可能比我们预期的更快,其社会影响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深远。一旦某种社会-技术结构被建立起来、某种路径依赖被锁定,改变它将变得极其困难甚至几乎不可能。因此,现在——在AGI全面到来之前——正是我们需要进行深刻反思、展开广泛讨论、进行主动干预的关键历史时刻与战略机遇期。

在文明演进的岔路口,我们必须清醒地、勇敢地、负责任地回答那个终极问题:我们,选择成为谁?这不仅是一个抽象的哲学问题,更是一个具体的实践问题与历史性的价值选择。它将在未来的岁月中,通过我们的技术设计、政策制定、教育改革、文化建构与个人生活选择,一点一滴地、持续不断地被回答与被实践。让我们确保,当答案最终显现、当历史的判决最终到来时,它是一个我们可以为之骄傲的答案——一个证明了人类不仅能够创造强大的智能工具,更能够保持和提升自身精神深度、实现生命意义与价值超越的答案。

注释

① 朱永新、杨帆:《ChatGPT/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教育创新:机遇、挑战以及未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年第7期,第1-15页。

② 喻国明、苏健威:《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下的传播革命与媒介生态》,《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第98-110页。

③ 王晓阳:《从单智慧体社会到多智慧体社会: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共同未来》,《中国科学院大学学报》2023年第5期,第577-589页。

④ Friedrich Nietzsche, Thus Spoke Zarathustra: A Book for All and None, trans. Adrian Del Car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9.

⑤ 周洪宇、常顺利:《生成式人工智能嵌入高等教育的未来图景、潜在风险及其治理》,《现代教育管理》2023年第7期,第1-12页。

⑥ 刘小枫:《尼采的微言大义》,载《尼采在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45-67页。

⑦ 孙雲平:《歷史與人生——尼采於《不合時宜之觀察》對歷史方法論與目的之反思》,《東方人文學誌》2012年第11卷第3期,第89-115页。

⑧ Nietzsche, Thus Spoke Zarathustra, p. 9.

⑨ 同上,第10页。

⑩ 尼采:《权力意志》,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67-289页。

⑪ 乐黛云:《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载《尼采在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23-145页。

⑫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pp. 45-70.

⑬ 同上,第143-180页。

⑭ Francis Fukuyama, "Boredom at the End of History, Part I," Persuasion, May 28, 2024.

⑮ 同上。

⑯ 乐黛云:《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第130-135页。

⑰ 姜华:《类人想象与杂合属性:论人工智能的演进及社会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第78-92页。

⑱ 参见当前中国社会学界关于"内卷化"现象的理论讨论与实证研究。

⑲ 参见关于"躺平"现象的社会学分析与文化批评。

⑳ John Danaher, "Will Life Be Worth Living in a World Without Work? 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23, no. 1 (2017): 41-64.

㉑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0-75页。

㉒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8-189页。

㉓ 王晓阳:《从单智慧体社会到多智慧体社会: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共同未来》,第580页。

㉔ 相关神经科学研究参见:Martin E. P. Seligman, Learned Optimism: How to Change Your Mind and Your Life (New York: Vintage, 2006).

㉕ 喻国明、苏健威:《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下的传播革命与媒介生态》,第105-108页。

㉖ Stuart Russell, Human Compatibl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Problem of Control (New York: Viking, 2019), pp. 123-156.

㉗ Lance B. Eliot, "The Bold Claim That AGI And AI Superintelligence Will Radically Fragment Society," Forbes, October 12, 2025.

㉘ 关于技术哲学的批判性讨论,参见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等经典文献。

㉙ Fukuyama, "Boredom at the End of History, Part I."

㉚ Émile Durkheim,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 trans. John A. Spaulding and George Simps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51), pp. 241-276.

㉛ Nietzsche, Thus Spoke Zarathustra, p. 6.

㉜ Nick Bostrom, "A History of Transhumanist Thought," Journal of Evolution and Technology 14, no. 1 (2005): 1-25.

㉝ 关于技术增强的伦理困境,参见Michael J. Sandel, The Case Against Perfection: Ethics in the Age of Genetic Engineer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㉞ Johan Huizinga, Homo Ludens: A Study of the Play-Element in Culture (Boston: Beacon Press, 1955), pp. 1-27.

㉟ 关于中国传统哲学与AI时代的关系,参见Yuk Hui, "How Chinese Philosophy Impacts AI Narratives and Imagined AI Future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I Govern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

㊱ 朱永新、杨帆:《ChatGPT/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教育创新:机遇、挑战以及未来》,第10-12页。

㊲ 周洪宇、常顺利:《生成式人工智能嵌入高等教育的未来图景、潜在风险及其治理》,第5-8页。

㊳ 同上,第8-10页。

㊴ 封帅:《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关系:走向变革且不平等的世界》,《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第89-115页。

㊵ 关于数字鸿沟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参见Jan A. G. M. van Dijk, The Digital Divid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20).

㊶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实践与现代心理学的结合研究。

㊷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尼采哲学的比较研究与对话可能性。

参考文献

[1] 朱永新、杨帆:《ChatGPT/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教育创新:机遇、挑战以及未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年第7期。

[2] 喻国明、苏健威:《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下的传播革命与媒介生态》,《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3] 王晓阳:《从单智慧体社会到多智慧体社会: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共同未来》,《中国科学院大学学报》2023年第5期。

[4] 周洪宇、常顺利:《生成式人工智能嵌入高等教育的未来图景、潜在风险及其治理》,《现代教育管理》2023年第7期。

[5] 姜华:《类人想象与杂合属性:论人工智能的演进及社会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6] 蒋华林:《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对科研成果与人才评价的影响研究——基于ChatGPT、Microsoft Bing视角分析》,《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7] 封帅:《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关系:走向变革且不平等的世界》,《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8] 刘小枫:《尼采的微言大义》,载《尼采在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9] 乐黛云:《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载《尼采在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10] 孙雲平:《歷史與人生——尼采於《不合時宜之觀察》對歷史方法論與目的之反思》,《東方人文學誌》2012年第11卷第3期。

[11] 尼采:《权力意志》,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1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13]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14] Friedrich Nietzsche, Thus Spoke Zarathustra: A Book for All and None, trans. Adrian Del Car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5]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16] Francis Fukuyama, "Boredom at the End of History, Part I," Persuasion, May 28, 2024.

[17] John Danaher, "Will Life Be Worth Living in a World Without Work? 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2017, 23(1): 41-64.

[18] Stuart Russell, Human Compatibl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Problem of Control, New York: Viking, 2019.

[19] Nick Bostrom, "A History of Transhumanist Thought," Journal of Evolution and Technology, 2005, 14(1): 1-25.

[20] Lance B. Eliot, "The Bold Claim That AGI And AI Superintelligence Will Radically Fragment Society," Forbes, October 12, 2025.

[21] Johan Huizinga, Homo Ludens: A Study of the Play-Element in Culture, Boston: Beacon Press, 1955.

[22] Émile Durkheim,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 trans. John A. Spaulding and George Simps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51.

[23] Michael J. Sandel, The Case Against Perfection: Ethics in the Age of Genetic Engineer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24] Martin E. P. Seligman, Learned Optimism: How to Change Your Mind and Your Life, New York: Vintage, 2006.

[25] Jan A. G. M. van Dijk, The Digital Divid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20.

[26] Yuk Hui, "How Chinese Philosophy Impacts AI Narratives and Imagined AI Future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I Govern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

号外

• 这是一篇三个月前完全由AI生成的文章，包括摘要、引言、主要内容、参考文献，我一个字都没有改；
• 我并未核对引文是否准确，文章可能会存在“幻觉引用”；
• 感觉文章前半段写得挺好，后面比较拉胯。